郭丽娜 郑莹 |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2025-10-12 13:07:00

中国古人居住在东方，见其所在区域临海，因此推断其四边所在的周围环境都是海域。《禹贡》：“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东海鱼须、鱼目……咸会于中国，异物来至。”鱼须、鱼目都是海里的产品。又《禹贡》中还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讫于四海”，这里的“四海”都做四方的海水理解。持此同解的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献。《孟子·告子篇下》有：“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四海”乃水汇聚之道，又如“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稍晚于孟子的齐人邹衍有关于九州的说法，其中提及“四海”，也认为是环绕在州外的“四方的海水”。

从战国中期到后汉，“四海观念的核心，都是如字面之义的海域或者边界的意思”[5]。如《史记·五帝本纪》有“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之语，也是指九州之外的四方之海水。晋张华《博物志》言四方之海云：“……有北海明矣。……汉使张骞渡西海，至大秦。……东海广漫，未闻有渡者。……南海短，狄未及。”

至宋代，由于交通条件的发展，人们的地理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提出了“四海一也”的说法：“海一而已，地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这说明，洪迈认识到了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也认识到了中国的西边“无由有所谓西海者”。

(三)“四海”与“夷蛮戎狄”

将“四海”解释为四周的海水，是早期朴素的自然地理观点。《尔雅·释名》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出发，将“四海”理解为周边的夷、蛮、戎、狄区域：“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郭璞注曰：“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荒者。”这是早期儒家文献中将四海理解为陆地区域的经典表述。郑玄将此注解应用于群经之中，《毛诗序》有“《蓼萧》，泽及四海也”，郑玄笺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国在九州之外，虽有大者，爵不过子。《虞书》曰：‘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

分辨“四海”到底是指“海水之域”还是指“陆地之区”，要联系行文进行解释。如《荀子·王制》篇里，有明确的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说法，但却不能全部都理解为海域。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走马、羽翮都是陆地上的物产，唯有东海有鱼、盐等海产。

将“四海固定化为夷狄所居住的领域”，是从《周礼》《尚书》等古文经学而来[6]。比起“四方的海水”之地理猜想，这是遵循了中国地理学附庸经史的经典诠释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华夏王朝世界观的初步形成，中原之外的四夷，不仅在地理上依附于华夏民族，在文明上也依附于华夏民族。以文德教化四方的夷狄，成为古代中国十分重要的思想。这种先秦时期的夷夏观，也一直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人文地理观念的发展。

(四)“四海”与“天下”

清代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中认为“四海”之义有二：“有宜从《尔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也。有宜从郑康成《周礼》注‘四海犹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盖四海即天下字面也。”不论是“遏密八音”还是“犹四方”，在统治者政治理念的宣传中，“四海”逐渐成为与“天下”相近的概念。当然，“天下”的含义是一个不断扩张，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程。

狭义的“天下”是不包含“四海”的“九州”。“九州”的地理范围，就是达于四方。《周礼》：“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郑玄注解为：“四海，犹四方也。”贾公彦的注疏：“云‘四海犹四方也’者，王巡狩，惟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为四方。”在《礼记·王制篇》中，“四海”是包含方三千里的领域。从战国到汉代，“四海”所指的狭义的天下就是这方三千里的九州之地[7]。

随着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四海”逐渐浮现出广义的“天下”的意思。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并四海，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秦始皇统一中国，也开启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大一统的理念。相对于汉代来说，唐朝统治者的“四海”观念已开始有变化。汉代“陛下以四海为镜，九州为家”，其中“四海”还是排除在“九州”之外的，到了唐代云“天子以四海为家”，这里已初现广义的“天下”含义[8]。中国古代士人反复用“奄有四海”来形容统治者所拥有的天下之大以及地位之正统。如《元史》：“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列圣相传，丕承前烈。”至明代，大一统的帝国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上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下有文人高启畅言“从今四海永为家”。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9]这说明了在中国古代社会，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对经史文献的研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记载其治水后的地理状况，具有历史地理学的萌芽性质。《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历史地理专著，开启了注重考订和比附经史的传统，因此中国古代地理学在人文方面的成就超过自然方面的探知。“四海”一词正是这种历史地理观的产物。尽管包含着古人对四周地理环境的猜想和探索，但“四海”“天下”相辅相成的出现，诠释的是文人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构想。而这种构想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所以，当西方来华传教士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汇，将这旧衣下的新知识送至人们的眼前时，其所刺激的不仅仅是落后的自然地理思维，更是士人心中坚不可摧的天下观念。

二、艾儒略《四海总说》在明清的接受

与作为历史附庸的中国古代地理不同，西方地理的核心属性是科学。先天独特的海洋地理条件，以及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航海大发现，令西方的世界观念更为完善。同理，基于以上因素的制约，尽管中国有浩如繁星的历史地理文章著述，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前，有关域外地理的知识还是非常稀缺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10]

天启三年(1623)刊印的《职方外纪》共五卷，题有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该书介绍了有关自然地理的“天体原理”“地圆说”和“五大洲”等观念。其中第五卷为《四海总说》，列举了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知识。从艾儒略所带来的“四海”知识来看，中西之间的地理思维和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异，明清士人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态度。

(一)中西海洋思维的差异与变通

在释“四海”之前，艾儒略首先对海与陆地之关系做了说明：“海有二焉。海在国之中，国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国在海之中，海包乎国者曰寰海。”[11]这种相对客观的区划，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论衡·谈天》载：

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12]。

邹衍的说法，其实已经比较接近艾儒略所言的“寰海”概念。“大九州”是一种对世界地理的大胆猜测，最初囿于条件所限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遭到了无情地批判和反对，“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合理性也逐渐被士人所接受。元代张翥云：“九州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此邹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缴未通于中国，将何以证验其名矣。”[13]

可见，艾儒略关于海与陆地之间关系的说法应该能够被当时士人所接纳，尤其是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人们对海洋地理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这可以算作是中西之间的一点共识，不过在具体的“四海”命名上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选取地球上的一点，按照其四周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进行命名，是中国古代命名“四海”的基本地理思维。历代凡将“四海”解为“四方的海水”之意的文人士大夫，都在《禹贡》《山海经》等经典地理著述中来考证“四海”的具体所指。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坐标定位的移动，会发生重叠混淆的问题。因此，在人们有限的地理认知中，还采取了另一种特殊的命名方式。以渤海为例，《史记·高祖本纪》云：“北有勃海之利。”《索隐》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横在济北，故《齐都赋》云海旁出为勃，名曰勃海郡。’”因此，海旁出为勃，又横在济北，渤海之名得于此，后再有勃海郡之称。

在艾儒略的《四海总说》中提到了西方地理中海域命名的两种主要方式：“或以州域称”，“又或随其本地方隅命之”[14]，随处而异名。且看第一种方式：或以州域称。“则近亚细亚者谓亚细亚海，近欧罗巴者为欧罗巴海，……皆可随本地所称”。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来看，这的确是西方命名海洋的基本思维。这一点也体现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四海总说》中提到的第二种方式是：或随其本地方隅命之。“则在南者谓南海，在北者谓北海，东西亦然，随方易向，都无定准也”[15]。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实际上还是中国对海域传统的命名方式。

这是西方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士人传统思想的变通之法。利玛窦认识到：“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16]因此，在利玛窦的地图中，他将中国移居于图之中，在艾儒略的《四海总说》中也进一步说明“兹将中国列中央”来分四个方位的海域。当然，这种所谓的变通手段，也是一种障眼法，艾儒略一面将“中国列中央”分四海，另一面则在“四海”之下灌输着全新的信息：

海虽分而为四，然中各异名。如大明海、太平海、东红海、孛露海、新以西把尼亚海、百西儿海，皆东海也；如榜葛蜡海、百尔西海、亚剌比海、西红海、利未亚海、何折亚诺沧海、亚大蜡海、以西把尼亚海，皆西海也；而南海则人迹罕至，不闻异名；北海则冰海，新增蜡海、伯尔昨客海皆是[17]。

这些充满西方海洋思维的海名，被纳入到四个方位的海域之中，集中体现了中西海洋地理思维的差异以及传教士传播西学的灵活性。

(二)明清士人对《四海总说》的态度

艾儒略《职方外纪》所介绍的西方地理知识主要有天体原理、地圆说、五大洲说。与之前的利玛窦一样，这些新信息在当时士人的心中激起了千层浪。其中“四海”说的出现，似乎并未如那些全新的知识般引起争议，目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之后，有学人对此进行了探索。对利玛窦称赞有加的李贽专门写有《四海说》，从自然地理方面探究有关“四海”的知识，在文中他写道：

由此观之，正西无海也，正北无海也，正南无海也，西北、西南以至东北皆无海，则仅仅正东与东南角一带海耳，又岂但不知西海所在邪[18]？

为了说明仅正东和东南角一带有海，李贽甚至用了一些错误的地理知识来加以说明，比如他认为“四川天下之正西也，云南则天下之西南”。有关于中国周边的认识，李贽比宋代洪迈“四海一也”有所推进，应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明天启三年(1623)艾儒略《职方外纪》出现后，天启四年(1624)晚明士人熊人霖执笔写成《地纬》，这是一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地纬》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来自《职方外纪》，其中就吸纳了《四海总说》的部分。但由于中国古代地理不受重视，这本书所汲取的“四海”等知识并未广为传播。

对于利玛窦和艾儒略带来的“四海”知识，反对者亦有之。稍晚于李贽的朱国桢就指出：“卓吾谓，只有东南海，而无西北海。不知这日头没时，钻到那里去，又到东边出来。……且由上下，则四傍在中，只四傍，岂能透上达下乎？”他质疑李贽的说法有错，“理甚明白，勿多言”[19]。大地理学家陈祖绶对“四海之说”持存而不论的中立态度，“彼五大洲者有之，中国不加小，四海不加大，总之，四大洲环乎中国者也”[20]。明末清初的杨光先持批判态度：“天德圆而地德方，圣人之言详矣。……地平即东西南北四大海水也。”[21]从李贽到杨光先可以发现，他们对“四海”知识从地理探索到援引经典已经逐渐浮现出回归传统观念的影子。

这个趋势即被清初“最明于地理之学”的顾炎武所证实。他沿着传统的经史观念，重新提出中国疆域的“四海”问题，认为四海犹四方也，并非是真海水名。即使东面可见临海，他也是赞同洪迈“四海一也”的说法。这样，原本应逐渐清晰的“四海”观念在清代士人心中又逐渐模糊起来。

尽管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另一位西方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us Verniest)在其所制《坤舆全图》中的下卷引用了《四海总说》，但对“四海”观念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基本成为清代的主流思想。而这种意志尤其体现在官方的态度中。《四库全书总目》曰：“《职方外纪》……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22]朝廷如此，民间的许多乾嘉学者对“四海”等地理新知识更是熟视无睹。直到晚清政局衰落，西方文化再一次叩响中国的大门，中国士人才开始正视世界形势。嘉庆中林则徐命人翻译《四洲志》，开放了人们的视野与见识。在这样的环境下，艾儒略的《四海总说》再一次出现在士大夫的著述中，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魏源在编写“以西洋人谭西洋”的《海国图志》之时，重点吸收了艾儒略的《四海总说》；晚清文人张维屏与魏源等人交往，也对西学知识比较接受和认可，在其随笔集《老渔闲话》中多次引用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观点，云：“后世言四海，以西洋人艾儒略《四海总说》为易明。”

三、“四海”与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指出：“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23]西方传教士深明这一点，因此在中西交流的肇始，他们选择先向东方传播世界地理知识，由此打破中国士人心中传统的天下观念，使其接受西方文化和思想，树立近代意义上的世界观。但就涵义复杂的“四海”一词来说，要借此“打破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点，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24]，这个解构与重建的过程受到了文化根源与历史环境的双重制约。

(一)异质文化的阻隔

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来华，是“环绕着1600年，在两个完全相互独立发展起来的伟大文化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25]。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认为，异质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沟通与融合。(1)征服。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非正常人类，并将其定义为“野蛮人”，随之产生了两种可能性：教化(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和毁灭。(2)文化掠夺。A文化成员认为B文化成员是某种未知智慧的传人。A文化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征服B文化。(3)交流。这是一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在埃科看来，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是第三种：“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尤其是利玛窦时代，两种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国人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科学的很多方面，同时，传教士们又将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带回欧洲。”[26]但这样的交流究竟能够深入到什么程度，埃科并没有作过多的说明。仅以中西双方围绕“四海”认识的沟通来看，交流的秘密在最开始还停留在表面的阶段，这是不同文化根源所固有存在的阻隔。

前面已经说到，中西之间在自然地理思维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艾儒略等人采取了很多变通的做法来缓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做法看起来是有一定成效的：晚明较为先进的学者李贽在其《四海说》中认识到了中国正东和东南角一带有海，这离传教士所希望传达的中国是“东方一角”的地理认知已经比较接近了。但这仍然只是表面上的交流，揭开对自然地理探索的面纱，西方传教士最终目的是希望藉此冲破中国士大夫心中的“天下观”，“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27]。这才是西方所希望交流的真正秘密。

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在李贽这样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固有观念中，是极难被突破的。且来看李贽在其另一篇文章中是如何解释涣卦的：

夫君者，出令者也，风声之所自树也。而使臣代之，安得无咎！然此臣一也，乃大禹声教讫于四海之臣也。……故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夫曰王乃在中，则是若北辰之居其所矣。而号令四出，民皆顺之，则以涉大川而作舟楫者，有四故也[28]。

“大禹声教迄于四海”，是传统的经史解释地理的做法，“四海”指的是统治者视野内的天下。这一点，在李贽其他的文章中还有诸多相同的用法，比如其在《富国民臣总论》中写道：“此桑弘羊均输之法，所以为国家大、忆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从中可以看到，一旦“四海”触及的是人文观念，李贽仍然回归到了经史体系中“四海”所代表的“天下”之意。

另一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则这样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之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所隔离。”[29]在他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生长的土壤，并基于此形成了自己不可替代的风格和历史形式。文化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幽闭的系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了解，所谓的交流，应只是一种表象。尽管这是一种相对消极的观点，但中西最初的交往确实受到异质文化阻隔的困扰。这一点从载满了光怪陆离之事的《职方外纪》中，更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比起自然地理知识，晚明士大夫显然对书中的“奇人奇物奇事”更感兴趣。他们纷纷惊讶于“吾中国旷古之所未闻”之事，感叹该书“种种咸出俶诡，可喜可愕”。这一点令传教士感到担忧：“所愿共戴天履地者，既幸宅是庭、饗是醼，观是乐，因而溯流穷源，循末求本，言念创设万有一大主宰，而喟然昭事之是，惕则巵言荟萃，庶其不贻说铃之诮乎？若曰异闻异见，姑以炫耀耳目，则儒略何人，而敢于学海名区呈此伎俩？是又与于玩物丧志之甚者也。”[30]艾儒略的担忧并非多余，因不同文化基础而造成中国士人对书中之“奇”误读的例子比比皆是，西方传教士们希望通过“奇”所传达的“大世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当然，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并非难以被消除。在西方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与中国接触的异质文化——印度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孵化出了“三教合流”的宋明理学。这表明异质文化的交流要想避免表面的对话，达到深度交流，需要更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努力。对于明末中西文化的初次碰撞而言，“交流各自的秘密”之说法尚且显得粗疏，而“不可逾越的深渊”乃是最初的形态而非一种永恒的结果。

(二)历史环境的阻力

在晚明尚“奇”的社会风气中，西方传教士用航海大发现的新地理知识敲响了中国的大门。即便是由于文化根源不同，带来了许多困扰，但冲突与误解也是文化交流的必经阶段。至少，些许的世界意识在士人心中已经初露端倪。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清嘉庆四年(1799)，当时著名的学者洪亮吉因罪发遣伊犁，此时据艾儒略的《四海总说》刊印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多年。洪亮吉性嗜山水，热衷并且擅于治舆地之学。“于海内郡县，朗若列眉矣”，又“盖欲穷究海外疆域”，因此作《西海释》一文“引其端也”。文中他否定了宋代洪迈“四海一也”的说法，从《汉书》《异物志》《西域闻见录》等史书考证，认为西海在“温都斯坦之西，东南西北海无不通，故西海中亦时有闽广船到也”。很显然，洪亮吉对于西海的考释显示了他并没有关注艾儒略的《四海总说》。这并不是单例，事实上在清朝康熙末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几乎销声匿迹。有研究将具体原因归结于以下四点：1.版刻繁杂，较难制作；2.面积大，易破损，不利于运输和储藏；3.遭逢明清鼎革，乱世之际难以保全；4.仅被视为装饰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31]。

其中，乱世难以保存地图固然是造成传播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清代以来，晚明所浮现的对世界地理之好奇的氛围自上而下开始逐渐消失，至康熙二十六年 (1688)，“能够全面把握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多样性及其分布、联系的，仅限于下述几类欧洲人士”，对于康熙帝及朝中大臣而言，“虽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欧洲人的存在，并视之为在其‘天下’极远新出现的一群人，但他们压根不了解整个非洲，也无从知晓南、北美洲的存在”[32]。而这，仅仅距离传教士南怀仁刊印《坤舆全图》十余年。

明清易代，也改换了中西交流的政治环境。原本应逐渐清晰的“世界”意识，重新被更强烈的“四海”归一的统治需要掩盖直至淹没。因此，清代学术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兴趣不高，更多地是关注内部的扩张。此外，康熙禁教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从1717年至1844年)，使得为中西交流搭建的地理桥梁被切断。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官方的《四库全书》对艾儒略的《四海总说》仍持以批判和怀疑的态度。直到晚清，西方地理学才伴随着武力卷土重来。历史蜗行摸索了近两个多世纪的时间。

按，作者郭丽娜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法文化关系史、法国汉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郑莹为上海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晚近中西文化与文学交流。原文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柏俊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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