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佛教的飞翔之地：犍陀罗

2025-05-29 17:29:56

01 佛教的飞翔之地：犍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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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英刚，我是浙江大学教授，主要是做中国古代史和佛教史的研究。前一阵子，我和何平一起出版了《犍陀罗文明史》。为什么做犍陀罗的研究？因为我们发现，犍陀罗不仅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也关乎我们中国史，如果要想了解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和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轨迹，都离不开犍陀罗，它的很多内容都和我们自身的文明演进轨迹密切相关。比如说，中国佛教很多的理念、符号的源头就得找到犍陀罗去，甚至我们的一些艺术品、佛教艺术的形式和主题，很多是跟犍陀罗有密切关系。所以，第一节的内容就命名为：佛教的飞翔之地：犍陀罗。

佛教在亚洲的兴起传播，是人类历史的一件大事，其实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也是理解东亚文明根基的抓手。可以说佛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以佛教为载体或者表现形式，它是一次全球化的过程。对中国式来讲，在近代的西方思潮传入之前，中国面临的最系统的、最大的一次冲击就是佛教的传入，可以说，它是文明全球化的一部分。如果考虑到佛教在公元前4—5世纪已经作为印度教的一种异端教派开始传播，不过尽管我们有一些“阿育王分舍利”等之类的传说，但是在释迦牟尼涅槃后的五六百年中，它并没有传入中土。简单来说，佛教产生后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那么，为什么突然在公元2世纪，大概在佛教诞生五六百年后，其在中国却迅速地发展并繁荣起来呢？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犍陀罗。

佛陀坐像，3—4世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

第一尊佛像，很可能就出现在犍陀罗地区。

称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一点都不夸张。中国汉魏时期接受的佛教的最大的比重可能就来自犍陀罗。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这些内容包括我们熟知的，比如佛像的诞生、菩萨理念的兴起、弥勒信仰等救世主理念的加入、书写的佛经文本成型（公元2世纪左右）、佛传和佛本生故事（佛本生故事亦称佛本生经，是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的增加和再造等等。可以说，犍陀罗形成的佛教，是一个更具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包括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接近一种帝国意识形态。

同时，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中国新疆地区最早使用的民族古文字）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

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书写佛经，也是在犍陀罗被制作出来的。

犍陀罗壁画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从后者来说，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

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比如“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和“浮屠”等早期汉文翻译的佛教术语，显然来自犍陀罗语。新近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文本和铭文，以及有关佛典起源和语言传承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很可能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需要我们重视。

佛教在犍陀罗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佛陀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古代印度没有为伟人和圣人塑像的传统，包括中国也没有，所以早期的佛教文献里面是没有佛像的，而且早期的佛教是无神论，同时反对偶像崇拜。但是佛教传到犍陀罗之后，佛教的教义发生了变化，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转变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神灵，成为彼岸世界最高的统治者。可以说佛像的产生不是印度单独的贡献，还有希腊、伊朗等多元文明的影响，是世界上各种文明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献和艺术品中的佛陀，从根本性质上说，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他是神圣的，是佛教世界的最高精神导师和裁决者，具有难以想象的神通、智慧和法力；另一方面，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根据一个传统说法，佛陀释迦牟尼在约公元前566至前485年间生活在北部印度的中部地区。不论历史解读为何，他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里，他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也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脉络里才能获得解释和阐发。这两种属性合而为一，在字里行间、雕塑壁画中共同塑造了受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释迦牟尼。

塔克西拉博物馆一瞥

其实任何一个宗教都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描述他的教主或者他最重要的人物的神圣历史，佛教也是一样。所以佛传故事和佛本身的故事是犍陀罗佛教和其他佛教艺术里面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提到释迦牟尼，实际上它并不是神，所以到了公元二世纪，释迦牟尼的形象出现在贵霜帝国君主的钱币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有一些变化了，尽管《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可造作”，“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但是到了贵霜时代，不同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终于促使佛像产生。由于贵霜帝国君主的钱币背面通常印有各种各样的神灵，所以这个时期，释迦牟尼很可能已经被当作神来对待了。

犍陀罗的另一发明，是很多在中土流传的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这些故事是犍陀罗重新塑造自己佛教中心的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被放在犍陀罗，比如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古代有位尸毗王，发誓救护一切众生，证菩萨道。帝释天得知后，想要试试王的诚心，就命令毗首羯摩天变成一只鸽子，帝释天自己变成一只饿鹰，追逐鸽子直至尸毗王前）、摩诃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须达那太子本生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实际上在印度本土是没有的，故事发生地点在犍陀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就对这些在犍陀罗当地发生的故事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强调施舍的重要性。大乘佛教（指以成佛为目标而修行的菩萨乘，由于菩萨成佛救度无量众生，因此名为大乘；虽然菩萨修行，出现在各个部派佛教的派别之中，但是大乘佛教特别专注和尊崇菩萨修行，从而发展出其教理体系和对空性的特有观点，并将非以成佛为修行方向的声闻乘和缘觉乘称为“小乘”。在大乘佛教当中，接受密续作为主要修行内容的佛教派别，称为金刚乘，可视为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因为金刚乘亦是以成佛为目标，但金刚乘的教义中另有与菩萨乘的通说内容、立场不尽相同的秘密修行方法）认为除了苦修，供养和布施（帮助别人，捐献财物）也是修行的法门。这其实给更多的社会阶层比如商人打开了一扇大门，商人可以通过帮助他人来积攒功德，不必要花费时间精力来进行苦修。这可能也反映了佛教兴起与丝路贸易的某种关联性，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对贸易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乘佛教为更多人群打开了一条通向获取功德的道路；第二是犍陀罗的佛本生故事，似乎都比较惨烈和悲壮，动不动就是施头、施眼、舍身饲虎等等，这或许反映了当时宗教狂热的一些场景，也有可能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可能在中亚受到了北方游牧草原传统的影响。强调了布施的功德，强调了帮助他人的功德。这在犍陀罗艺术品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体现。

燃灯佛授记，斯瓦特，2世纪，大都会博物馆

最值得注意的是燃灯佛授记。燃灯佛授记发生的地点，不在佛陀故土，而是在今天的贾拉拉巴德（阿富汗斯坦东部城市），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国（公元5世纪时印度大陆北部国家）——这里因为是燃灯佛授记发生的地点也因此成为佛教圣地。燃灯佛授记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它既是佛本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事的开端。尽管故事的主人翁儒童仅仅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但是通过燃灯佛的授记，他已经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已经顺理成章。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佛本生故事，却往往出现在犍陀罗的佛传故事里，而且往往是作为佛传故事的开端。佛本生故事把佛教的开端定在了犍陀罗，而不是以前的印度。简单地说，作为佛教的飞翔之地，犍陀罗对我们中国文明意义重大。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这个逻辑来推断的话，这或许是犍陀罗取代恒河流域成为新的佛教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关的这些情节、艺术品的风格主题，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

下一节，我会讲述一个具体的个案，讲讲焰肩佛的起源，它和犍陀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本节中涉及的相关图片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查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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